【周东发律师，程绍铭律师和罗琳律师】
这桩民事赔偿案，由佛罗里达州的贝尔曼律所，代表三名个人和一家公司, 以集体诉讼方式，于三月十三号，在迈阿密的联邦法院立案，起诉中国政府和跟控制疫情有关的几个重要部门。此案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律所可能是为了博得眼球，沽名钓誉，或者想抢在其它律所之前，独占以灾难发财的机会而搞出来的闹剧。
但既然已经立案，真确的做法还是应该慎重对待。本文就以下四个方面，分析此案。
首先，原告是否具有诉讼资格？第二，联邦法庭有没有权受理，也就是说联邦法庭有没有管辖权？第三，原告能否完成法律文件的送达；最后，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何种对策。
1. 诉讼资格
根据起诉书的指控，四位原告还没有实际造成损害，所以是不是具有诉讼资格，还存疑。即使他们受到了损害，中国政府对这些人是不是有保护责任，也是一个大问号。再者，这些人符不符合联邦集体诉讼的要求，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仅诉讼资格问题，本案就会面临很多困难。
2. 外国政府豁免法
外国政府豁免在美国有很长的历史。早在1812年美国的案例就规定，外国政府有绝对的豁免，跟中国的春秋大义一样，法不加至尊。外国政府的绝对豁免是针对外国政府的公共行为而言。 长久以来，法庭对衡量外国政府的公共行为和私人行为的标准，没有一致意见。这种混乱的局面，导致了美国国会在1976年制定了外国政府豁免法，来统一标准，采取了法庭一直沿用的“严格解释”理论。
严格解释理论规定，除非外国政府明确同意，或者外国的政府行为属于仅有的六种例外，其它任何情况，美国人都不得在美国的联邦或者州的法庭起诉外国政府。六种例外也只局限于民事诉讼，而且只能是法官审，而没有陪审团审判。
六种例外种最常见的是商业活动例外。本案也是依据此种例外。商业活动包括：
1. 外国在美国做生意；
2. 外国在美国以外做生意，但跟美国国内的活动有关联；
3； 外国在美国以外做生意，但在美国国内导致了直接的影响。
分析商业活动例外的一个最基本的衡量标准，就是， 外国政府的行为是商业的还是公权行为，要看行为的实质，而不看行动的意图，也就是说，外国政府的行为像不像个人也可以进行的商业活动。这是第一道门槛。如果不是商业行为，联邦法庭没有管辖权，案件不能受理。
如果是商业行为，下一个要探究的问题 就是，这种商业行为和美国之间有什么联系？也就是说，原告的诉求，是不是由外国政府的商业行为直接导致的。直接导致可以想象成一条直线，可以在外国政府的商业行为和造成的伤害之间，划一条直线。如果其中又有其它原因造成伤害，那么这种伤害就不是直接的。
外国政府豁免法的苛刻要求，应该是本案绕不过的鬼门关。
用这条法律来衡量，首先，中国政府控制疫情的行为，不是商业活动，不是在美国国内或者国外进行的商业活动。把中国的控制疫情这种公开的政府行为，跟商业行为划等号，那叫牵强附会，八竿子打不着边。
第二，活动的场所在中国，而不在美国，美国人受到疫情的危害，不是中国政府行为的直接后果。
第三，即使中国政府的公共行为可以被认为是商业行为，其结果是使美国人受到伤害，但疫情到底是怎么传进美国的，谁都不知道。很难想象，疫情传倒美国，跟中国政府由任何联系，更不要说是直接联系。
实际上，原告要告的对象，应该是美国政府，而不是中国政府。首先，是美国政府把美国人员从武汉撤回的，飞机是美国派的；疫情在美国传播，美国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美国政府没拿疫情当回事。第三，美国政府的措施不得力，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做好准备。而美国人告自己的政府，很常见。
既然此案匪夷所思，那是不是中国政府就不用回应呢？
首先，中国政府是否回应，取决于原告是否能送达他的传讯书和控告书。
3. 法律文件的送达
《外国政府豁免法》对法律文件的送达有严格的规定。原告不能把起诉书直接送给使馆或者领馆。
送达的第一个要求，要看中国和美国对法律文件的送达有没有特殊规定。如果没有特殊规定，第二步，送达必须按照法律文件送达的国际公约 ，比如海牙公约；如果前两种方式无法完成，传讯和控告书，包括翻译件，必须由法庭书记员送到中国的外交部部长办公室；最后，如果30天不能完成送达，文书则由法庭书记员送达到美国国务卿办公室，然后由国务卿办公室送到中国的外交部。
可见，本案的法律文书传递是个不小的障碍。
4. 中国政府的对策
如果法律文书不能送达，此案无法进行。假定法律文书最后可以送达，中国政府是不是可以不回应？
美国的司法体系是对抗制。如果中国政府不回应，本案会进入缺席判决。中国政府就失去了抗争的机会。外国政府豁免法案下的缺席判决，比一般的民事诉讼要求要高。原告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诉求的所有基本要素都成立，并且能让法庭满意，缺席判决才能成立。
中国政府也可以采取形式上回应，但实质上不回应的做法，就是说， 中国政府可以回应，但回应的目的，仅仅是针对管辖权的问题。中国政府可以要求法庭求撤案，理由是联邦法庭没有管辖权，因为中国政府的行为不是商业行为。
如果此案被撤销，起诉的律所有可能会赔偿中国方面为抗诉所导致的合理费用。如果法庭判定此案缺乏任何合理的法律依据，起诉的律所就会受到法庭的制裁。即使法庭不制裁，此律所的行为也可以被告到佛罗里达州的律师协会，要求协会的律师职业道德办公室调查。
3/21/2020
周律议案厅：美国律所以新冠状告中国政府？
这桩民事赔偿案，由佛罗里达州的贝尔曼律所，代表三名个人和一家公司, 以集体诉讼方式，于三月十三号，在迈阿密的联邦法院立案，起诉中国政府和跟控制疫情有关的几个重要部门。此案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律所可能是为了博得眼球，沽名钓誉，或者想抢在其它律所之前，独占以灾难发财的机会而搞出来的闹剧。
但既然已经立案，真确的做法还是应该慎重对待。本文就以下四个方面，分析此案。
首先，原告是否具有诉讼资格？第二，联邦法庭有没有权受理，也就是说联邦法庭有没有管辖权？第三，原告能否完成法律文件的送达；最后，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何种对策。
1. 诉讼资格
根据起诉书的指控，四位原告还没有实际造成损害，所以是不是具有诉讼资格，还存疑。即使他们受到了损害，中国政府对这些人是不是有保护责任，也是一个大问号。再者，这些人符不符合联邦集体诉讼的要求，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仅诉讼资格问题，本案就会面临很多困难。
2. 外国政府豁免法
外国政府豁免在美国有很长的历史。早在1812年美国的案例就规定，外国政府有绝对的豁免，跟中国的春秋大义一样，法不加至尊。外国政府的绝对豁免是针对外国政府的公共行为而言。 长久以来，法庭对衡量外国政府的公共行为和私人行为的标准，没有一致意见。这种混乱的局面，导致了美国国会在1976年制定了外国政府豁免法，来统一标准，采取了法庭一直沿用的“严格解释”理论。
严格解释理论规定，除非外国政府明确同意，或者外国的政府行为属于仅有的六种例外，其它任何情况，美国人都不得在美国的联邦或者州的法庭起诉外国政府。六种例外也只局限于民事诉讼，而且只能是法官审，而没有陪审团审判。
六种例外种最常见的是商业活动例外。本案也是依据此种例外。商业活动包括：
1. 外国在美国做生意；
2. 外国在美国以外做生意，但跟美国国内的活动有关联；
3； 外国在美国以外做生意，但在美国国内导致了直接的影响。
分析商业活动例外的一个最基本的衡量标准，就是， 外国政府的行为是商业的还是公权行为，要看行为的实质，而不看行动的意图，也就是说，外国政府的行为像不像个人也可以进行的商业活动。这是第一道门槛。如果不是商业行为，联邦法庭没有管辖权，案件不能受理。
如果是商业行为，下一个要探究的问题 就是，这种商业行为和美国之间有什么联系？也就是说，原告的诉求，是不是由外国政府的商业行为直接导致的。直接导致可以想象成一条直线，可以在外国政府的商业行为和造成的伤害之间，划一条直线。如果其中又有其它原因造成伤害，那么这种伤害就不是直接的。
外国政府豁免法的苛刻要求，应该是本案绕不过的鬼门关。
用这条法律来衡量，首先，中国政府控制疫情的行为，不是商业活动，不是在美国国内或者国外进行的商业活动。把中国的控制疫情这种公开的政府行为，跟商业行为划等号，那叫牵强附会，八竿子打不着边。
第二，活动的场所在中国，而不在美国，美国人受到疫情的危害，不是中国政府行为的直接后果。
第三，即使中国政府的公共行为可以被认为是商业行为，其结果是使美国人受到伤害，但疫情到底是怎么传进美国的，谁都不知道。很难想象，疫情传倒美国，跟中国政府由任何联系，更不要说是直接联系。
实际上，原告要告的对象，应该是美国政府，而不是中国政府。首先，是美国政府把美国人员从武汉撤回的，飞机是美国派的；疫情在美国传播，美国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美国政府没拿疫情当回事。第三，美国政府的措施不得力，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做好准备。而美国人告自己的政府，很常见。
既然此案匪夷所思，那是不是中国政府就不用回应呢？
首先，中国政府是否回应，取决于原告是否能送达他的传讯书和控告书。
3. 法律文件的送达
《外国政府豁免法》对法律文件的送达有严格的规定。原告不能把起诉书直接送给使馆或者领馆。
送达的第一个要求，要看中国和美国对法律文件的送达有没有特殊规定。如果没有特殊规定，第二步，送达必须按照法律文件送达的国际公约 ，比如海牙公约；如果前两种方式无法完成，传讯和控告书，包括翻译件，必须由法庭书记员送到中国的外交部部长办公室；最后，如果30天不能完成送达，文书则由法庭书记员送达到美国国务卿办公室，然后由国务卿办公室送到中国的外交部。
可见，本案的法律文书传递是个不小的障碍。
4. 中国政府的对策
如果法律文书不能送达，此案无法进行。假定法律文书最后可以送达，中国政府是不是可以不回应？
美国的司法体系是对抗制。如果中国政府不回应，本案会进入缺席判决。中国政府就失去了抗争的机会。外国政府豁免法案下的缺席判决，比一般的民事诉讼要求要高。原告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诉求的所有基本要素都成立，并且能让法庭满意，缺席判决才能成立。
中国政府也可以采取形式上回应，但实质上不回应的做法，就是说， 中国政府可以回应，但回应的目的，仅仅是针对管辖权的问题。中国政府可以要求法庭求撤案，理由是联邦法庭没有管辖权，因为中国政府的行为不是商业行为。
如果此案被撤销，起诉的律所有可能会赔偿中国方面为抗诉所导致的合理费用。如果法庭判定此案缺乏任何合理的法律依据，起诉的律所就会受到法庭的制裁。即使法庭不制裁，此律所的行为也可以被告到佛罗里达州的律师协会，要求协会的律师职业道德办公室调查。
3/21/2020
周律议案厅：美国律所以新冠状告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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