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评论：世卫组织应重启突发委员会评估武汉肺炎疫情
深度
2020/01/27 21:16 pm
纽约华人资讯网特约作者：云帆
世界卫生组织（WHO）突发委员会经过两天（日内瓦时间22日下午12-4:30和23日下午12-5:10）的会议评估后，本周四决定不宣布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PHEIC）。参加世卫组织的闭门会议的有疾病控制、病毒学、流行病学和疫苗开发方面的16位独立专家。中国卫生部门通过电话会议做了报告。
I 什么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002年爆发的非典（SARS）是21世纪第一次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非典首先在广东爆发，很快蔓延到几十个国家，共感染了8000多人，导致近800人死亡。
在非典事件中，人们意识到当前人员流动速度快数量大，病毒可以迅速传染到世界各地。公共卫生安全不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自己的事情，已经成为需要全球协作解决的问题。
为了再次面对相似事件时，各国能有效预防和应对，世卫会在2005年将旧条例修订为《国际卫生条例（2005）》。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它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并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同寻常的事件。”
该定义表明，世卫组织判定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须遵循三个标准:
1）严重、突然、不寻常、意外;
2）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很可能超出受影响国国界;
3）并且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
确定某个事件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责任在世卫组织总干事，总干事可以征求《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的意见。
2009年以来，世卫组织共宣布了五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别为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4年的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2015-16年的“寨卡”疫情以及2018年开始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于2019年7月宣布）。
针对同为冠状病毒引起、在2012年及2015年于中东及韩国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世卫组织在2015年并未将其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当时尚无证据显示病毒具备持续的人际传播能力。
II 为何世卫组织不宣布武汉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
突发事件委员会委员对这次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意见不同，1月22日认为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确定，1月23日继续讨论。在结合最新的疫情信息后，世卫组织最终决定不宣布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声明中，特别提到了在这两次会议进行中，中国提供的最新疫情信息和控制措施。中国有关部门提供了新的流行病学信息，显示受影响省份的病例数和疑似病例数有所增加，目前报告病例的死亡率为4%（557例中有17例）。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控制措施，如关闭武汉及其附近其他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
据此，突发事件委员做出如下评估：
“人际传播正在发生，初步传播速率估计值为1.4-2.5。一家医疗机构出现了疫情扩散现象。在确诊病例中，据报告有25%为重症。起源仍然未知（最有可能源于动物宿主），人际传播程度也仍然不清楚。“
在此评估之上，一些委员认为宣布其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时尚早，并表示他们做出这个决定很艰难。
如果突发事件委员的声明显得有些晦涩难懂的话，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在突发事件委员会上的发言就比较清楚明白。他在发言中解释了为何暂不宣布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原因可概括为以下5个要点：
1）这在中国确实是一起突发事件，但它尚未构成全球突发卫生事件。
2）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在中国境外发生了人际传播
3）约有四分之一的感染者病情严重，但其他大多数人的症状较轻。大多数死亡的人都有潜在的健康问题，许多人都超过了60岁。
4）中国已采取多项措施来遏制这一病毒在武汉以及其他地方的传播。
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展现的合作精神和透明度。
对应世卫组织判定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须遵循三个标准，我们解读一下谭德塞的这5个要点。
第一条实际上确认了武汉肺炎是“突发事件”，即符合《国际卫生条例》规定所包含的严重、突然、不寻常、意外的特征，但否认它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它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即否认对公共卫生的影响超出受影响国国界。
第二条依然否认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很可能超出受影响国国界。
第三条认为武汉肺炎疫情虽然严重，但致命性还不够严重。
最后两条可以认为相信中国政府能控制武汉肺炎并做到信息公开，不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
III 虚假信息，错误决定
突发事件委员会的声明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发言显示中国向世卫组织传达虚假信息，而世卫组织误判了这些信息，以至于做出了不宣布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的错误决定。
1. 中国传递虚假封城信号，世卫组织误判中国封城信号
世卫组织这一决定引起了许多人的震惊和猜测。在新闻发布会上，一位法国记者首先把一些疑惑提出来。
问：“昨天委员会说信息不足，今天有没有在和北京开会中得到新信息？这个信息是不是和武汉封城有关？你们有没有因为政府原因而改变意见？你们不宣布国际卫生突发事件是不是有政府方面的考量？”
答：“我们昨天说的信息不足正是关于武汉。我们对武汉、鄂州、黄冈停止公共交通（被隔离）感到惊讶。我们想知道武汉被隔离是出于传染病学的原因还是当地政府自己的决定。我们得到的回答是那是武汉当地政府自己的决策，当然也和湖北省和国家讨论过。至于你说的政府维度，本委员会没有能力做出这种层面上的回答。”
法国记者的问题涉及促使世卫组织最终做出决定原因是否包括武汉封城和政治考量。世卫组织的回答显示，中国政府传递了虚假封城信号，世卫组织误判了中国封城信号，从而做出了错误的不宣布决定。
无论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的声明还是总干事谭德塞的发言，都提到中国为控制疫情所做的努力，其中突发事件委员会特别提到封城举措。可见中国封城行动是促使世卫组织认为中国政府能够有效遏制武汉肺炎传播、不会对国际公共卫生造成影响的关键因素。
封城行动意味着政府遏制病毒传播的努力，也可能意味着病毒感染面积、传染速度和致命程度都非常严重。如果是当地政府自己的决定，那么更有可能是地方政府出于遏制病毒传播而作出的决定；如果是湖北省甚至是中央政府的全局考量，那么更有可能是中国政府已经知道疫情非常严重，不得不以此极端的方式遏制或阻断向外蔓延。二者侧重有所不同。所以，世卫组织对中国官方有此一问。
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武汉当地政府自己的决策，当然也和湖北省和国家讨论过。从世卫组织对封城开放甚至赞赏的态度来看，他们选择相信了这个回答。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的权力运作模式下，作为拥有1100万人口和四通八达的国内国际交通要道的大城市（中国排名第7，全球排名42，比华盛顿特区大），武汉不仅不可能有权独立作出封城的决定，而且离开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统一调度，武汉也不敢作出封城的决定，否则封城就等于自寻死路。
中国政府所谓“武汉当地政府自己的决策，当然也和湖北省和国家讨论过”是一种误导性的模糊说辞，世卫组织把武汉封城理解成武汉当地政府的决策，则是信息判断错误，或者自愿被误导，从而得出武汉肺炎疫情没有特别严重并相信中国政府能够控制住，不会给国际公共卫生造成突发影响的评估。
世卫组织对中国政府遏制武汉肺炎的信心在1月23日总干事谭德塞回答财新记者的采访中得到充分体现。谭德塞表示：“中国已经尽力而为，我相信他们能够处理好。”他说：“从最高层给出明确指示，到国务院总理、部委负责人，都做了表态。这跟以前很不同，我们看到了政治承诺。”
谭德塞谈的是1月19日传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和总理李克强的批示以及20日其他高层领导的表态。当问及武汉作为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大城市是否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及资源应对疫情时，谭德塞回答称，“尽力而为”。
主观承诺和现实运作之间相差万里，谭德塞用“尽力而为”搪塞过去，对武汉疫情具体应对并没有清晰具体的了解。武汉封城之后仅一日，就爆出医疗人员、医疗场地、医疗设备和防护资源极其短缺问题，甚至一天之内武汉官方出现两份自相矛盾的通报，刚刚说明武汉“资源充足”随即表示武汉急需救援。
2. 中国提供虚假疫情信息，世卫组织误判疫情严重性
除了封城，促使世卫组织做出决定还有中国提供的最新疫情信息。中国提供的最新疫情信息是严重低估的虚假信息。
突发事件委员声明中说，中国有关部门提供了新的流行病学信息，显示受影响省份的病例数和疑似病例数有所增加，目前报告病例的死亡率为4%（557例中有17例）。
就在世卫组织评估的这两天和随后一天之内，中国官方和世界各国报道的疫情已经发生急剧变化。截至25日下午4时，中国境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1377例，死亡41例，湖北省封城共15座，全国仅剩青海、西藏没有确诊病例，20个省市自治区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突发公众卫生事件四级响应中最高级别的响应。
根据中国一线记者报道、社交媒体医生护士和患者家属所传资料以及国际知名专家预测，武汉肺炎感染和传播状况远比官方报道严重的多。
1月23日，财新社一线记者萧辉在记者手记“封城那一夜”写到，在1月22日他亲眼目睹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发热门诊聚集着数百号症状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似但没有确诊的患者。他的同事恰好采访到一位一线医生，告知因为医院因为没有下发试剂盒而无法给患者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该医生说他们门诊有70%患者属于这种情况，而武汉估计有数千名以上。
据《人物》报道，武汉光谷同济医院、同济医院本部、武汉市第一医院、第六医院、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武汉肺科医院等指定的收治医院或发热门诊都出现试剂盒短缺而无法确诊和收治患者现象。国家卫健委1月19日发布通报称“已下发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要求各地加强检测”。但直到22号下午，湖北某地级市一家此次病毒性肺炎的指定收治医院才拿到第一批试剂盒，却数量很少，不到医院想要检查人数的十分之一。
据《财新》报道，1月20日黄冈市蕲春县县长在全县病毒性肺炎防控大会上讲话提到，当时黄冈市病毒性肺炎病例已高达109例，但当时黄冈还未出现一例确诊患者，因为当时黄冈还没有试剂盒来确诊，就算有，黄冈当地也无权限确诊。
根据1月18日国家卫健委新修订的《全国各省（区、市）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确认程序》，武汉之外的其他省市，审核需要经过省一级，上报国家并由专家小组评估，三轮之后方可确诊。1月22日江苏公示的首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从1月10隔离到层层上报审核最终确诊、公布，层层把关，时间长达12天。
在一线冠状病毒治疗现场的医生、护士、病人家属等也在社交媒体发出海量视频、语音和留言，证实了一线记者记录不仅真实，而且只是冰山一角，疫情之严重，超乎想象，绝不是武汉和国家卫健委所公布的数字那样。
直至1月22日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召开之时，由于短缺试剂盒、确诊权限和程序问题，中国有大量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无法确诊、无法收治，因此中国官方提供的确诊病例（557）和死亡病例（17）实际上是严重失实和被低估的虚假信息，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MRC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MRC Centre for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Analysis）的一项研究，截止到1月12日，从最基本的情况出发，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基本相关症状发作的数量应该在1700例左右，而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月18日报告的武汉累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仅45例。
香港大学李嘉诚学院院长、公共卫生讲座教授梁卓伟25日在政府抗疫措施记者会上称，综合不同团队的研究资料，每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平均会传播给2名密切接触者；早先专家在研究期刊公布，患病而需要住院的患者，死亡率约14%，即每7至8人就有1人死亡。
攻克SARS的世界顶尖病毒学专家、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曾经在1月初根据武汉官方公布的病例数据判断这次疫情并不严重，但是当他21日22日到武汉亲眼目睹之后立刻气得悲愤莫名，知道官方瞒报了疫情，宣传的“可防可治“是个谎言，因为没有及时科学专业地做好防范措施，传播源已经全面铺开，错过了黄金封城时机，要做流行病学调查已经做不到了，保守估计，这次感染规模时SARS的10倍起跳。
这也可以佐证，中国政府的封城措施并非武汉地方政府自己的贸然决策，而是中央政府了解到问题严峻之后不得不决定采取的极端措施，后续连封15城也证实了疫情接近失控的严重性。
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的声明和总干事的发言表明，影响他们作出决定的新疫情依据只是中国官方提供的严重低估的单方面虚假信息，既没有可信的一线疫情信息资料佐证，也没有其他专家学者的研究结果参考。
3. 中国政府把错误防疫措施当有力防疫措汇报，世卫组织误判中国防疫能力
1月19日20日习近平及其他中国最高领导人针对武汉肺炎表态讲话是中国防控武汉肺炎的转折点。但此时距首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过去了6周，距国家卫健委介入已经过去了3周。
在这六周当中，武汉政府、国家卫健委在防疫措施方面的不作为和错误操作已经严重延误防疫，铸成大错。但中国政府向世卫组织提供的防疫措施信息中，这些错误的、不力的防疫措施汇报成有力的防疫措施，令世卫组织误判中国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能力，做出了错误决定。
在前3周中，国家卫健委不知情，距离2019年12月8日（一说1日）武汉出现首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20天后日武汉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才得到上报，此时已经有27例感染。3天后，12月30日，武汉卫健委确知问题严重性，发“不明原因肺炎”文件内部流传，要求医疗单位严格上报，严禁对外发布救治消息。武汉执法部门同时行动，抓捕散发“谣言”者。
武汉卫健委一开始就是隐瞒和维稳思路，而不是正常的应对感染疾病的措施。
12月30日晚，武汉卫健委的文件被泄露，国家卫健委知情后开始介入，推动武汉于12月31日开始向社会通报病例。在疫情公开之后，武汉公安1月1日还公布抓捕了8个最初泄露文件的“传谣者”。
国家卫健委第一时间指导武汉政府采取有力防疫措施就犯下致命错误，推动武汉1月1日对病毒发源区华南海鲜市场进行休市整治、进行了彻底的清洁消毒，因为他们发现那是患者集中的暴露场所。
在1月22日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特意提到这次行动，把它当作国家卫健委第一时间指导武汉防疫工作的有力措施。
1月23日世卫组织突发委员会会议期间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高速《财新社》记者，中国还很及时对海鲜市场等采取了行动，这是值得推荐的做法。
这一行动却让病毒学专家愤怒，因为它彻底破坏了现场，无法取样追踪锁定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源即中间宿主究竟是哪种动物。
找到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源对切断传染源、防控疫情来说至为重要。在追踪SARS病毒来源的过程中，管轶与其团队经历了几次取样和验证，最终把最有可能的中间宿主锁定在了果子狸。
1月21日-22日，管轶和团队来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发源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希望可以到现场取样，帮助找到动物源和对防疫工作的合作。他一无所获。管轶说“有心无力，很悲愤。” 他指出：“当时华南海鲜市场封掉，洗地，“犯罪现场”都没了，没有证据怎么破案啊。”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也表示，“证据确凿，病源非常清晰是野生动物，但由于市场关了，并不清楚是哪种。”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副研究员李懿泽认为，如果现场已被破坏，没有及时采集当时所售的野生动物样品，那就只能通过大规模筛查野生动物的方式找到中间宿主，“难度太大了。”此外，即便能筛查到野生动物，也不太可能像SARS期间锁定果子狸那样高度确认。
1月22日新闻发布会上，李斌声称，在12月31日获悉武汉疫情后，国家省市专家立即研究制定相关的防治方案，组织实施流行病学调查、标本采集送检、病原溯源等工作。
如果他所言为真，那么武汉市在对华南海鲜市场休市整顿、清洁消毒之前，是否已经请有关专家在现场采集了全面的病毒标本进行病原溯源呢？目前谁在负责这个工作？为何迄今无法确定动物源？
据说目前唯一到华南海鲜城采集到样本的是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研究团队。他们曾两次赴华南海鲜城。第一次是1月1日上午8时，在华南海鲜城针对病例相关商户及相关街区集中采集环境样本515份，运送至病毒病所进行检测。第二次是1月12日，病毒病所专家再次在华南海鲜市场采集野生动物贩卖商铺相关标本70份，并转运至实验室进行检测。他们第一次去的时间比较及时，但采集的样本基本与新型冠状病毒无直接关系。当第二次意识到问题所在的时候，此野生动物已经非彼野生动物了。
国家卫健委和武汉卫健委的第二个致命防控错误是隐瞒真实疫情，发出错误指导防控通告，特别是可防可控和无人传人病例，导致病毒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在武汉整顿休市华南海鲜市场后，武汉卫健委从1月3号至17号发出关于肺炎疫情虚假通告，说无新增病例，无密切接触病例。自12月31日至19日，武汉卫健委的通告一直明确说无明显人传人病例，无医护人员感染。只有15号发出的通告称“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直至 1月19日，官方通报才再一次明确，部分确诊病例没有华南海鲜城的接触史。钟南山20号武汉考察后即揭穿真相，人传人，有医务人员感染。在中国境外如美国发现的病例，有未曾到华南海鲜市场而染病的，证实存在人传人病例。
国家卫健委和武汉卫健委第三个致命防控错误是已经出现人传人病例后没有及时介入到交通要道的健康检疫，没有及时限制人群大规模聚集和流动，令民众在无知状态中携带病毒、传染到病毒、不能确诊病毒、不能得到对症治疗，最终导致全国乃至全世界疫情大爆发。在15号左右已经出现人传人病例并有医护人员感染，但武汉卫健委一直声称无明显人传人证据。各界大型活动照常进行，17日武汉文旅局启动春节文化惠民活动，18日武汉百步亭举办万家宴，10万人参加。春运已经开始，没有给旅客预警和健康检疫当然也没有限制行动。直到1月19日下午，湖北省卫健委称，在武汉机场、铁路、公路等多地开始对人群进行体温检测。甚至在20日钟南山明确说新型肺炎可以人传人后，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春节晚会、湖北省春节团拜会照常进行。管轶21-22日到新型冠状病毒源发地武汉考察的时候，看到病毒蔓延失控中的人们一片祥和，处于无知无觉无防护状态。
国家卫健委所称的跨界（省、市、国）防疫措施从12月30日开始到1月19日发生改变整整又过去了3个周，从首例确诊病例至此已过去了整整6个周。在这六个周当中，病毒确定和检测手段到位需要时间可以理解，但是在明知有致命高速传播病毒的情况下，国家卫健委和各级政府不仅不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警告并介入防控行动，反而给大众和医院发布误导疫情警告，这是渎职。
谭德塞发言中指出：“中国已采取多项措施来遏制这一病毒在武汉以及其他地方的传播。”
中国确实采取了多项措施，但大多是错误的、起反作用的措施，不是遏制这一病毒在武汉及其他地方的传播，而是加速了病毒在武汉和其他地方的蔓延
4. 中国政府展现的合作精神和透明度是虚假现象，世卫组织被蒙蔽
1月2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称“做好信息发布和国际合作”，“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客观报道疫情进展和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
这一“承诺”在世卫组织会议上被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和世卫组织突发委员会成员约翰·麦肯兹所称赞。在突发委员会发言中，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多次表示赞赏的中国政府展现的合作精神和透明度。在《财新社》采访中，谭德塞认为这次中国尽快向国际公布了信息，所以日、韩、泰国可以迅速确诊同类案例，以让国际上提高防范应对能力，尽力阻止蔓延。
中国国家卫健委2019年12月31日开始介入指导和支持武汉肺炎的防控工作。1月7日中国专家成功分离出病毒和测定了基因序列，并与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了基因序列信息，从而让国际社会启动防疫程序而避免了更大灾难的失控。这或许是中国为世界防疫工作作出的唯一重要的贡献，也可以看作是谭德塞口中所称赞的合作态度和透明度。
但谭德塞赞赏的中国政府展现的合作精神和透明度是一种虚假现象。中国的疫情预防与控制一方面不存在科学、专业、独立的预防控制体系，另一方面是惯性的威权统治模式，政治挂帅、盲目指挥和维稳思维是其典型特征。“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客观报道疫情进展和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只会成为口头承诺，在现实中不会实现。
12月8日武汉发现首例不明肺炎患者后陆续发现了27名相似患者，但直到12月27日武汉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才得到上报。这说明武汉从医院到防疫体系之间的通道不畅通，武汉防疫体系的反应是体制性迟钝滞后。
当12月30日武汉卫健委和地方当局确知疫情并意识到严重性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维稳而不是如何防控。他们要求医疗单位严格上报，严禁对外发布救治消息。当该文件泄露并在网上被疯狂转发后，他们协同执法部门以散布谣言之名抓捕了8名散布消息者。在12月31日武汉已经承认疫情并向社会通报病例的情况下，武汉公安局1月1日通过公众号“平安武汉”通报，“散布武汉肺炎谣言八人被依法处理”，指网民“转发不实信息”、“扰乱社会秩序”，籍此警告市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在武汉肺炎事件被泄露而国家卫健委介入后，中国依然没有一个科学、专业、独立的国家防疫机制，中国惯性的以政治挂帅的威权统治方式依然没有改变，因此对疫情的瞒报依然存在，对言论进行管控和维稳也依然存在。随着事态发展，这种不作为甚至反作为带来后果也更严重。
中国大陆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一度出现3个离奇现象。一，截止到19日，虽然泰国、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地区已经出现多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但中国境内所有确诊、疑似和死亡病例都集中在武汉，武汉之外任何省市无武汉肺炎。第二，1月12日至1月17日，湖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连续6日无新增确诊病例报告，无新增密切接触者报道。第三，在1月19日报道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讲话后，1月20日后武汉新增病例激增，全国多省开始陆续报道有确诊和疑似病例。
对于这3个离奇现象，有网友嘲讽地总结，武汉肺炎特爱国（只感染出国者，不感染国内武汉之外其他任何地方的人）、特讲政治（湖北领导开会不添乱）、特听领袖指挥（习近平一批示各地政府必须做好防疫和控管工作，武汉肺炎立刻应声在各地出现）。
这3个离奇现象的背后，就是国家卫健委和全国各级政府对疫情的瞒报和确诊、死亡病例数字的虚假。这种瞒报和虚假，既有有体制性和技术性的无奈，比如确诊病例的程序过于复杂和权力没有下放武汉之外的地方、试剂盒没有及时制造出来和发放下去，也有个人权力肆意傲慢的操纵，比如在湖北省人代会期间长达将近一周时间无新增确诊病例，无新增密切接触者。
世卫组织或许以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表态之后，中国防疫状况就完全不同了。习近平讲话后武汉乃至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疫的确是个转折点，但是中国各地各级政府的惯性维稳思路不会因国家卫健委对疫情的指导而改变，也不会因最高当局的发言而改变。武汉政府开始对外公布病例2周之后（1月14日），港媒记者在武汉金银潭医院采访疫情时被公安带走扣查，迫使记者删除医院内所拍内容，交出电话和摄影器材检查，在刁难一小时后才放行。1月21日下午，互联网企业收到官方通知，涉属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不可自行发布，只可转发市级官方媒体发布内容， 1月24日，天津和长沙公安局发布警方通知，分别抓捕了涉嫌散布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数“谣言”者，而这些谣言甚至很快被官方证实为真实信息，正如1月1日武汉警方所抓捕最初披露武汉肺炎消息的那八个人。
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中国政府和国家卫健委表现出对外有限的合作精神和透明度，但是对内表现的主要是隐瞒疫情真相、管控言论和维稳思维，是合作精神和透明度的对立面，这必将对国内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防控带来灾难性后果，同时影响国际疫情防控。
5.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中国的，不是世界的？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发言中强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确实是一起突发事件，但它尚未构成全球突发卫生事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在中国境外发生了人际传播，对国际社会还不够成突发公共卫生威胁。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世卫组织判定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须遵循三个标准之一即“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很可能超出受影响国国界”。
在1月22日-23日世卫组织会议期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在泰国、日本、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发现确诊病例。1月23日，美国CDC针对武汉将发布最高级别的旅行警告，建议若非必须情况不要去武汉。
早在1月17日，美国CDC就发布最新《临时卫生警报通知》（Health Alert Notice，简称HAN），通知国家和地方卫生部门以及卫生保健提供者此次疫情的爆发，并在旧金山(SFO)、纽约(JFK)和洛杉矶(LAX)机场实施公共卫生入境检查。1月21日，CDC宣布将在亚特兰大(ATL)和芝加哥(ORD)两个国际机场增加入境健康检查。截至1月21日，CDC和国土安全部已经在美国三大机场筛选了1200多名乘客。
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对公共卫生的影响不是很可能---而是已经超出了受影响国国界。
世卫组织会议结束仅1天，截至美东时间1月24日晚，世界上共有7个国家已经发现确诊病例，分别是泰国3例、日本1例、韩国1例、美国2例（另有63疑似病例）、越南2例、新加坡1例，法国2例。此外，英国、美国、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已经出现疑似病例。
在武汉宣布封城之后，不断传出防护资源和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现象，感染者数量和传播速度远非官方报道所言。
武汉内生活的，不仅是武汉人，还有来自全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包括美国、法国、英国和韩国驻武汉的领事馆。经过几天磋商，美国已定于1月26日包机将在武汉的公民、外交官及家属接回美国。美国在武汉的公民大约有1000人。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也有类似计划，准备把在武汉的公民转移出武汉。
有记者报道，在武汉23日当地时间凌晨2点宣布早上10点钟封城的8个小时内，有大约30万人逃离武汉。
1月26日，武汉市长周先旺表示，因为春节和疫情影响，目前有500万人离开武汉，900万人留在城里。也就是说，在封城之前，就有大约470万人离开武汉，而且不包括游客。大部分应该是大学生和在武汉工作回老家过年或外出探亲访友和旅游的人。
这500万人，有多少人携带新型冠状病毒？他们到了哪里？有多少到了中国境外其他国家和地区？
截至北京时间1月28日凌晨3点，中国境内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882例，死亡82例，疫情遍及西藏之外的所有地区。世界上已经14个国家确诊47例，其中前三位泰国8例，美国5例，澳大利亚5例，更多疑似病例还在检测排查中。亚洲、欧洲、澳洲、美洲都已出现。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在中国境外发生了人际传播”。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出现人际传播在中国早在1月20日被钟南山明确证实。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际传播病例已经出现在中国境外。1月20日美国确诊的首例新型冠状肺炎去过武汉，但是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当日，美国把旅行警告从一级改为二级，警示有人传人危险。
在中国境外被确诊的这些武汉肺炎患者目前还没有出现将将病毒传给其他人的迹象，这不是因为他们携带的病毒不会人传人，只是或许因为所在地和他们本人防范意识较强，得到及时隔离和恰当医治，也或许因为时间还不到，还在潜伏期。
武汉肺炎疫情不止是武汉的疫情，也不止是中国的疫情，已经并加速成为世界的疫情。
III 宣布为国际卫生突发事件之利弊
对于法国记者问“不宣布国际卫生突发事件是不是有政府方面的考量”，突发事件委员会说没有能力做出这个层面的回答。
我们也不去猜测是否中国政府对世卫组织施加了压力，或者世卫组织害怕触怒中国政府。我们只是客观看一下宣布为国际卫生突发事件的利弊。
《华盛顿邮报》分析认为，经验表明，“国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是一把双刃剑，世界卫生组织不会轻易宣布。
一旦宣布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这一“标签”可能会引起邻国恐慌，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关闭与处于疫情中心的国家的旅游或贸易，这在实际效果上相当于经济制裁，会对疫情波及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带来负面影响。此外，为减轻国际社会的恐慌，避免造成经济损失，疫情爆发国有可能眼满疫情的真实情况，对于疫情的全球应对非常不利。
但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利于世卫组织总干事进行国际协调，尽可能减轻疫情爆发国的经济损失。根据条例，世卫组织总干事有权力向疫情爆发国之外的国家发布建议，例如敦促这些国家不要在疫情爆发时关闭边界，不要对疫情爆发国实施旅行和贸易限制。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有利于出现疫情的国家获得外部帮助，例如筹集外界援助资金和物资等。
IV 结语
无论有无政治考量，世界卫生组织不宣布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卫生突发事件是一个主要基于中国官方虚假信息之上的错误决定。
每天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在急速增长，虽然依然可能还有大量数字未被记入。
世卫组织23日做决定的时候，557例确诊，17例死亡。28日，仅仅5天，中国境内已经2882例确诊，82例死亡，国际社会有14个国家47例确诊。
疫情已经开始引发其他国家的紧张与恐慌，有的国家如美国已经在撤侨，有的国家如蒙古已经关闭与中国相邻公路边界。
即便在中国国内，除了湖北16个城市宣布封城，很多省市包括北京在内宣布停运湖北客运，其他疫区视情况而定。
中国多地基本防护物资都出现断货。
但禁声、删帖和抓捕散布“谣言者”还在继续。
疫区内恐慌情绪在弥漫。
仅靠中国一国之力，加上缺乏科学、专业的防疫机制以及惯性的威权统治方式，如果没有专业的外援防疫队伍和国际医疗资源介入救助，中国不知道还要有多少人枉死，而世界，也会因疫情的持续扩撒不得安宁。
此时，中国也更需要世卫组织协调与国际上的合作，无论防疫还是经济。
世界卫生组织在做出“不宣布”这个艰难决定时曾反复提到信息不足。
如今更多信息已经披露出来。
世卫组织突发委员会的声明中曾提到，委员会随时准备在大约10天内再次举行会议，如果总干事认为有必要，也可以提前举行。
世卫组织，到了该慎重、多方考虑重做决定的时候了。
不要再偏听偏信。
否则，这个在虚假信息之上的错误决定将成为武汉肺炎的死亡帮凶。
而中国，也必须回归真实，建立科学、专业并独立的防疫机制。
放弃防疫中的维稳思维。维稳思维不会遏制疫情，只会加重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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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HO）突发委员会经过两天（日内瓦时间22日下午12-4:30和23日下午12-5:10）的会议评估后，本周四决定不宣布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PHEIC）。参加世卫组织的闭门会议的有疾病控制、病毒学、流行病学和疫苗开发方面的16位独立专家。中国卫生部门通过电话会议做了报告。
I 什么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002年爆发的非典（SARS）是21世纪第一次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非典首先在广东爆发，很快蔓延到几十个国家，共感染了8000多人，导致近800人死亡。
在非典事件中，人们意识到当前人员流动速度快数量大，病毒可以迅速传染到世界各地。公共卫生安全不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自己的事情，已经成为需要全球协作解决的问题。
为了再次面对相似事件时，各国能有效预防和应对，世卫会在2005年将旧条例修订为《国际卫生条例（2005）》。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它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并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同寻常的事件。”
该定义表明，世卫组织判定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须遵循三个标准:
1）严重、突然、不寻常、意外;
2）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很可能超出受影响国国界;
3）并且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
确定某个事件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责任在世卫组织总干事，总干事可以征求《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的意见。
2009年以来，世卫组织共宣布了五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别为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4年的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2015-16年的“寨卡”疫情以及2018年开始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于2019年7月宣布）。
针对同为冠状病毒引起、在2012年及2015年于中东及韩国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世卫组织在2015年并未将其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当时尚无证据显示病毒具备持续的人际传播能力。
II 为何世卫组织不宣布武汉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
突发事件委员会委员对这次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意见不同，1月22日认为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确定，1月23日继续讨论。在结合最新的疫情信息后，世卫组织最终决定不宣布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声明中，特别提到了在这两次会议进行中，中国提供的最新疫情信息和控制措施。中国有关部门提供了新的流行病学信息，显示受影响省份的病例数和疑似病例数有所增加，目前报告病例的死亡率为4%（557例中有17例）。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控制措施，如关闭武汉及其附近其他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
据此，突发事件委员做出如下评估：
“人际传播正在发生，初步传播速率估计值为1.4-2.5。一家医疗机构出现了疫情扩散现象。在确诊病例中，据报告有25%为重症。起源仍然未知（最有可能源于动物宿主），人际传播程度也仍然不清楚。“
在此评估之上，一些委员认为宣布其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时尚早，并表示他们做出这个决定很艰难。
如果突发事件委员的声明显得有些晦涩难懂的话，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在突发事件委员会上的发言就比较清楚明白。他在发言中解释了为何暂不宣布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原因可概括为以下5个要点：
1）这在中国确实是一起突发事件，但它尚未构成全球突发卫生事件。
2）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在中国境外发生了人际传播
3）约有四分之一的感染者病情严重，但其他大多数人的症状较轻。大多数死亡的人都有潜在的健康问题，许多人都超过了60岁。
4）中国已采取多项措施来遏制这一病毒在武汉以及其他地方的传播。
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展现的合作精神和透明度。
对应世卫组织判定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须遵循三个标准，我们解读一下谭德塞的这5个要点。
第一条实际上确认了武汉肺炎是“突发事件”，即符合《国际卫生条例》规定所包含的严重、突然、不寻常、意外的特征，但否认它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它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即否认对公共卫生的影响超出受影响国国界。
第二条依然否认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很可能超出受影响国国界。
第三条认为武汉肺炎疫情虽然严重，但致命性还不够严重。
最后两条可以认为相信中国政府能控制武汉肺炎并做到信息公开，不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
III 虚假信息，错误决定
突发事件委员会的声明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发言显示中国向世卫组织传达虚假信息，而世卫组织误判了这些信息，以至于做出了不宣布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的错误决定。
1. 中国传递虚假封城信号，世卫组织误判中国封城信号
世卫组织这一决定引起了许多人的震惊和猜测。在新闻发布会上，一位法国记者首先把一些疑惑提出来。
问：“昨天委员会说信息不足，今天有没有在和北京开会中得到新信息？这个信息是不是和武汉封城有关？你们有没有因为政府原因而改变意见？你们不宣布国际卫生突发事件是不是有政府方面的考量？”
答：“我们昨天说的信息不足正是关于武汉。我们对武汉、鄂州、黄冈停止公共交通（被隔离）感到惊讶。我们想知道武汉被隔离是出于传染病学的原因还是当地政府自己的决定。我们得到的回答是那是武汉当地政府自己的决策，当然也和湖北省和国家讨论过。至于你说的政府维度，本委员会没有能力做出这种层面上的回答。”
法国记者的问题涉及促使世卫组织最终做出决定原因是否包括武汉封城和政治考量。世卫组织的回答显示，中国政府传递了虚假封城信号，世卫组织误判了中国封城信号，从而做出了错误的不宣布决定。
无论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的声明还是总干事谭德塞的发言，都提到中国为控制疫情所做的努力，其中突发事件委员会特别提到封城举措。可见中国封城行动是促使世卫组织认为中国政府能够有效遏制武汉肺炎传播、不会对国际公共卫生造成影响的关键因素。
封城行动意味着政府遏制病毒传播的努力，也可能意味着病毒感染面积、传染速度和致命程度都非常严重。如果是当地政府自己的决定，那么更有可能是地方政府出于遏制病毒传播而作出的决定；如果是湖北省甚至是中央政府的全局考量，那么更有可能是中国政府已经知道疫情非常严重，不得不以此极端的方式遏制或阻断向外蔓延。二者侧重有所不同。所以，世卫组织对中国官方有此一问。
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武汉当地政府自己的决策，当然也和湖北省和国家讨论过。从世卫组织对封城开放甚至赞赏的态度来看，他们选择相信了这个回答。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的权力运作模式下，作为拥有1100万人口和四通八达的国内国际交通要道的大城市（中国排名第7，全球排名42，比华盛顿特区大），武汉不仅不可能有权独立作出封城的决定，而且离开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统一调度，武汉也不敢作出封城的决定，否则封城就等于自寻死路。
中国政府所谓“武汉当地政府自己的决策，当然也和湖北省和国家讨论过”是一种误导性的模糊说辞，世卫组织把武汉封城理解成武汉当地政府的决策，则是信息判断错误，或者自愿被误导，从而得出武汉肺炎疫情没有特别严重并相信中国政府能够控制住，不会给国际公共卫生造成突发影响的评估。
世卫组织对中国政府遏制武汉肺炎的信心在1月23日总干事谭德塞回答财新记者的采访中得到充分体现。谭德塞表示：“中国已经尽力而为，我相信他们能够处理好。”他说：“从最高层给出明确指示，到国务院总理、部委负责人，都做了表态。这跟以前很不同，我们看到了政治承诺。”
谭德塞谈的是1月19日传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和总理李克强的批示以及20日其他高层领导的表态。当问及武汉作为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大城市是否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及资源应对疫情时，谭德塞回答称，“尽力而为”。
主观承诺和现实运作之间相差万里，谭德塞用“尽力而为”搪塞过去，对武汉疫情具体应对并没有清晰具体的了解。武汉封城之后仅一日，就爆出医疗人员、医疗场地、医疗设备和防护资源极其短缺问题，甚至一天之内武汉官方出现两份自相矛盾的通报，刚刚说明武汉“资源充足”随即表示武汉急需救援。
2. 中国提供虚假疫情信息，世卫组织误判疫情严重性
除了封城，促使世卫组织做出决定还有中国提供的最新疫情信息。中国提供的最新疫情信息是严重低估的虚假信息。
突发事件委员声明中说，中国有关部门提供了新的流行病学信息，显示受影响省份的病例数和疑似病例数有所增加，目前报告病例的死亡率为4%（557例中有17例）。
就在世卫组织评估的这两天和随后一天之内，中国官方和世界各国报道的疫情已经发生急剧变化。截至25日下午4时，中国境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1377例，死亡41例，湖北省封城共15座，全国仅剩青海、西藏没有确诊病例，20个省市自治区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突发公众卫生事件四级响应中最高级别的响应。
根据中国一线记者报道、社交媒体医生护士和患者家属所传资料以及国际知名专家预测，武汉肺炎感染和传播状况远比官方报道严重的多。
1月23日，财新社一线记者萧辉在记者手记“封城那一夜”写到，在1月22日他亲眼目睹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发热门诊聚集着数百号症状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似但没有确诊的患者。他的同事恰好采访到一位一线医生，告知因为医院因为没有下发试剂盒而无法给患者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该医生说他们门诊有70%患者属于这种情况，而武汉估计有数千名以上。
据《人物》报道，武汉光谷同济医院、同济医院本部、武汉市第一医院、第六医院、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武汉肺科医院等指定的收治医院或发热门诊都出现试剂盒短缺而无法确诊和收治患者现象。国家卫健委1月19日发布通报称“已下发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要求各地加强检测”。但直到22号下午，湖北某地级市一家此次病毒性肺炎的指定收治医院才拿到第一批试剂盒，却数量很少，不到医院想要检查人数的十分之一。
据《财新》报道，1月20日黄冈市蕲春县县长在全县病毒性肺炎防控大会上讲话提到，当时黄冈市病毒性肺炎病例已高达109例，但当时黄冈还未出现一例确诊患者，因为当时黄冈还没有试剂盒来确诊，就算有，黄冈当地也无权限确诊。
根据1月18日国家卫健委新修订的《全国各省（区、市）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确认程序》，武汉之外的其他省市，审核需要经过省一级，上报国家并由专家小组评估，三轮之后方可确诊。1月22日江苏公示的首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从1月10隔离到层层上报审核最终确诊、公布，层层把关，时间长达12天。
在一线冠状病毒治疗现场的医生、护士、病人家属等也在社交媒体发出海量视频、语音和留言，证实了一线记者记录不仅真实，而且只是冰山一角，疫情之严重，超乎想象，绝不是武汉和国家卫健委所公布的数字那样。
直至1月22日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召开之时，由于短缺试剂盒、确诊权限和程序问题，中国有大量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无法确诊、无法收治，因此中国官方提供的确诊病例（557）和死亡病例（17）实际上是严重失实和被低估的虚假信息，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MRC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MRC Centre for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Analysis）的一项研究，截止到1月12日，从最基本的情况出发，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基本相关症状发作的数量应该在1700例左右，而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月18日报告的武汉累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仅45例。
香港大学李嘉诚学院院长、公共卫生讲座教授梁卓伟25日在政府抗疫措施记者会上称，综合不同团队的研究资料，每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平均会传播给2名密切接触者；早先专家在研究期刊公布，患病而需要住院的患者，死亡率约14%，即每7至8人就有1人死亡。
攻克SARS的世界顶尖病毒学专家、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曾经在1月初根据武汉官方公布的病例数据判断这次疫情并不严重，但是当他21日22日到武汉亲眼目睹之后立刻气得悲愤莫名，知道官方瞒报了疫情，宣传的“可防可治“是个谎言，因为没有及时科学专业地做好防范措施，传播源已经全面铺开，错过了黄金封城时机，要做流行病学调查已经做不到了，保守估计，这次感染规模时SARS的10倍起跳。
这也可以佐证，中国政府的封城措施并非武汉地方政府自己的贸然决策，而是中央政府了解到问题严峻之后不得不决定采取的极端措施，后续连封15城也证实了疫情接近失控的严重性。
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的声明和总干事的发言表明，影响他们作出决定的新疫情依据只是中国官方提供的严重低估的单方面虚假信息，既没有可信的一线疫情信息资料佐证，也没有其他专家学者的研究结果参考。
3. 中国政府把错误防疫措施当有力防疫措汇报，世卫组织误判中国防疫能力
1月19日20日习近平及其他中国最高领导人针对武汉肺炎表态讲话是中国防控武汉肺炎的转折点。但此时距首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过去了6周，距国家卫健委介入已经过去了3周。
在这六周当中，武汉政府、国家卫健委在防疫措施方面的不作为和错误操作已经严重延误防疫，铸成大错。但中国政府向世卫组织提供的防疫措施信息中，这些错误的、不力的防疫措施汇报成有力的防疫措施，令世卫组织误判中国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能力，做出了错误决定。
在前3周中，国家卫健委不知情，距离2019年12月8日（一说1日）武汉出现首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20天后日武汉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才得到上报，此时已经有27例感染。3天后，12月30日，武汉卫健委确知问题严重性，发“不明原因肺炎”文件内部流传，要求医疗单位严格上报，严禁对外发布救治消息。武汉执法部门同时行动，抓捕散发“谣言”者。
武汉卫健委一开始就是隐瞒和维稳思路，而不是正常的应对感染疾病的措施。
12月30日晚，武汉卫健委的文件被泄露，国家卫健委知情后开始介入，推动武汉于12月31日开始向社会通报病例。在疫情公开之后，武汉公安1月1日还公布抓捕了8个最初泄露文件的“传谣者”。
国家卫健委第一时间指导武汉政府采取有力防疫措施就犯下致命错误，推动武汉1月1日对病毒发源区华南海鲜市场进行休市整治、进行了彻底的清洁消毒，因为他们发现那是患者集中的暴露场所。
在1月22日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特意提到这次行动，把它当作国家卫健委第一时间指导武汉防疫工作的有力措施。
1月23日世卫组织突发委员会会议期间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高速《财新社》记者，中国还很及时对海鲜市场等采取了行动，这是值得推荐的做法。
这一行动却让病毒学专家愤怒，因为它彻底破坏了现场，无法取样追踪锁定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源即中间宿主究竟是哪种动物。
找到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源对切断传染源、防控疫情来说至为重要。在追踪SARS病毒来源的过程中，管轶与其团队经历了几次取样和验证，最终把最有可能的中间宿主锁定在了果子狸。
1月21日-22日，管轶和团队来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发源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希望可以到现场取样，帮助找到动物源和对防疫工作的合作。他一无所获。管轶说“有心无力，很悲愤。” 他指出：“当时华南海鲜市场封掉，洗地，“犯罪现场”都没了，没有证据怎么破案啊。”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也表示，“证据确凿，病源非常清晰是野生动物，但由于市场关了，并不清楚是哪种。”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副研究员李懿泽认为，如果现场已被破坏，没有及时采集当时所售的野生动物样品，那就只能通过大规模筛查野生动物的方式找到中间宿主，“难度太大了。”此外，即便能筛查到野生动物，也不太可能像SARS期间锁定果子狸那样高度确认。
1月22日新闻发布会上，李斌声称，在12月31日获悉武汉疫情后，国家省市专家立即研究制定相关的防治方案，组织实施流行病学调查、标本采集送检、病原溯源等工作。
如果他所言为真，那么武汉市在对华南海鲜市场休市整顿、清洁消毒之前，是否已经请有关专家在现场采集了全面的病毒标本进行病原溯源呢？目前谁在负责这个工作？为何迄今无法确定动物源？
据说目前唯一到华南海鲜城采集到样本的是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研究团队。他们曾两次赴华南海鲜城。第一次是1月1日上午8时，在华南海鲜城针对病例相关商户及相关街区集中采集环境样本515份，运送至病毒病所进行检测。第二次是1月12日，病毒病所专家再次在华南海鲜市场采集野生动物贩卖商铺相关标本70份，并转运至实验室进行检测。他们第一次去的时间比较及时，但采集的样本基本与新型冠状病毒无直接关系。当第二次意识到问题所在的时候，此野生动物已经非彼野生动物了。
国家卫健委和武汉卫健委的第二个致命防控错误是隐瞒真实疫情，发出错误指导防控通告，特别是可防可控和无人传人病例，导致病毒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在武汉整顿休市华南海鲜市场后，武汉卫健委从1月3号至17号发出关于肺炎疫情虚假通告，说无新增病例，无密切接触病例。自12月31日至19日，武汉卫健委的通告一直明确说无明显人传人病例，无医护人员感染。只有15号发出的通告称“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直至 1月19日，官方通报才再一次明确，部分确诊病例没有华南海鲜城的接触史。钟南山20号武汉考察后即揭穿真相，人传人，有医务人员感染。在中国境外如美国发现的病例，有未曾到华南海鲜市场而染病的，证实存在人传人病例。
国家卫健委和武汉卫健委第三个致命防控错误是已经出现人传人病例后没有及时介入到交通要道的健康检疫，没有及时限制人群大规模聚集和流动，令民众在无知状态中携带病毒、传染到病毒、不能确诊病毒、不能得到对症治疗，最终导致全国乃至全世界疫情大爆发。在15号左右已经出现人传人病例并有医护人员感染，但武汉卫健委一直声称无明显人传人证据。各界大型活动照常进行，17日武汉文旅局启动春节文化惠民活动，18日武汉百步亭举办万家宴，10万人参加。春运已经开始，没有给旅客预警和健康检疫当然也没有限制行动。直到1月19日下午，湖北省卫健委称，在武汉机场、铁路、公路等多地开始对人群进行体温检测。甚至在20日钟南山明确说新型肺炎可以人传人后，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春节晚会、湖北省春节团拜会照常进行。管轶21-22日到新型冠状病毒源发地武汉考察的时候，看到病毒蔓延失控中的人们一片祥和，处于无知无觉无防护状态。
国家卫健委所称的跨界（省、市、国）防疫措施从12月30日开始到1月19日发生改变整整又过去了3个周，从首例确诊病例至此已过去了整整6个周。在这六个周当中，病毒确定和检测手段到位需要时间可以理解，但是在明知有致命高速传播病毒的情况下，国家卫健委和各级政府不仅不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警告并介入防控行动，反而给大众和医院发布误导疫情警告，这是渎职。
谭德塞发言中指出：“中国已采取多项措施来遏制这一病毒在武汉以及其他地方的传播。”
中国确实采取了多项措施，但大多是错误的、起反作用的措施，不是遏制这一病毒在武汉及其他地方的传播，而是加速了病毒在武汉和其他地方的蔓延
4. 中国政府展现的合作精神和透明度是虚假现象，世卫组织被蒙蔽
1月2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称“做好信息发布和国际合作”，“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客观报道疫情进展和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
这一“承诺”在世卫组织会议上被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和世卫组织突发委员会成员约翰·麦肯兹所称赞。在突发委员会发言中，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多次表示赞赏的中国政府展现的合作精神和透明度。在《财新社》采访中，谭德塞认为这次中国尽快向国际公布了信息，所以日、韩、泰国可以迅速确诊同类案例，以让国际上提高防范应对能力，尽力阻止蔓延。
中国国家卫健委2019年12月31日开始介入指导和支持武汉肺炎的防控工作。1月7日中国专家成功分离出病毒和测定了基因序列，并与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了基因序列信息，从而让国际社会启动防疫程序而避免了更大灾难的失控。这或许是中国为世界防疫工作作出的唯一重要的贡献，也可以看作是谭德塞口中所称赞的合作态度和透明度。
但谭德塞赞赏的中国政府展现的合作精神和透明度是一种虚假现象。中国的疫情预防与控制一方面不存在科学、专业、独立的预防控制体系，另一方面是惯性的威权统治模式，政治挂帅、盲目指挥和维稳思维是其典型特征。“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客观报道疫情进展和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只会成为口头承诺，在现实中不会实现。
12月8日武汉发现首例不明肺炎患者后陆续发现了27名相似患者，但直到12月27日武汉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才得到上报。这说明武汉从医院到防疫体系之间的通道不畅通，武汉防疫体系的反应是体制性迟钝滞后。
当12月30日武汉卫健委和地方当局确知疫情并意识到严重性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维稳而不是如何防控。他们要求医疗单位严格上报，严禁对外发布救治消息。当该文件泄露并在网上被疯狂转发后，他们协同执法部门以散布谣言之名抓捕了8名散布消息者。在12月31日武汉已经承认疫情并向社会通报病例的情况下，武汉公安局1月1日通过公众号“平安武汉”通报，“散布武汉肺炎谣言八人被依法处理”，指网民“转发不实信息”、“扰乱社会秩序”，籍此警告市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在武汉肺炎事件被泄露而国家卫健委介入后，中国依然没有一个科学、专业、独立的国家防疫机制，中国惯性的以政治挂帅的威权统治方式依然没有改变，因此对疫情的瞒报依然存在，对言论进行管控和维稳也依然存在。随着事态发展，这种不作为甚至反作为带来后果也更严重。
中国大陆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一度出现3个离奇现象。一，截止到19日，虽然泰国、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地区已经出现多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但中国境内所有确诊、疑似和死亡病例都集中在武汉，武汉之外任何省市无武汉肺炎。第二，1月12日至1月17日，湖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连续6日无新增确诊病例报告，无新增密切接触者报道。第三，在1月19日报道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讲话后，1月20日后武汉新增病例激增，全国多省开始陆续报道有确诊和疑似病例。
对于这3个离奇现象，有网友嘲讽地总结，武汉肺炎特爱国（只感染出国者，不感染国内武汉之外其他任何地方的人）、特讲政治（湖北领导开会不添乱）、特听领袖指挥（习近平一批示各地政府必须做好防疫和控管工作，武汉肺炎立刻应声在各地出现）。
这3个离奇现象的背后，就是国家卫健委和全国各级政府对疫情的瞒报和确诊、死亡病例数字的虚假。这种瞒报和虚假，既有有体制性和技术性的无奈，比如确诊病例的程序过于复杂和权力没有下放武汉之外的地方、试剂盒没有及时制造出来和发放下去，也有个人权力肆意傲慢的操纵，比如在湖北省人代会期间长达将近一周时间无新增确诊病例，无新增密切接触者。
世卫组织或许以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表态之后，中国防疫状况就完全不同了。习近平讲话后武汉乃至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疫的确是个转折点，但是中国各地各级政府的惯性维稳思路不会因国家卫健委对疫情的指导而改变，也不会因最高当局的发言而改变。武汉政府开始对外公布病例2周之后（1月14日），港媒记者在武汉金银潭医院采访疫情时被公安带走扣查，迫使记者删除医院内所拍内容，交出电话和摄影器材检查，在刁难一小时后才放行。1月21日下午，互联网企业收到官方通知，涉属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不可自行发布，只可转发市级官方媒体发布内容， 1月24日，天津和长沙公安局发布警方通知，分别抓捕了涉嫌散布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数“谣言”者，而这些谣言甚至很快被官方证实为真实信息，正如1月1日武汉警方所抓捕最初披露武汉肺炎消息的那八个人。
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中国政府和国家卫健委表现出对外有限的合作精神和透明度，但是对内表现的主要是隐瞒疫情真相、管控言论和维稳思维，是合作精神和透明度的对立面，这必将对国内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防控带来灾难性后果，同时影响国际疫情防控。
5.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中国的，不是世界的？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发言中强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确实是一起突发事件，但它尚未构成全球突发卫生事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在中国境外发生了人际传播，对国际社会还不够成突发公共卫生威胁。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世卫组织判定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须遵循三个标准之一即“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很可能超出受影响国国界”。
在1月22日-23日世卫组织会议期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在泰国、日本、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发现确诊病例。1月23日，美国CDC针对武汉将发布最高级别的旅行警告，建议若非必须情况不要去武汉。
早在1月17日，美国CDC就发布最新《临时卫生警报通知》（Health Alert Notice，简称HAN），通知国家和地方卫生部门以及卫生保健提供者此次疫情的爆发，并在旧金山(SFO)、纽约(JFK)和洛杉矶(LAX)机场实施公共卫生入境检查。1月21日，CDC宣布将在亚特兰大(ATL)和芝加哥(ORD)两个国际机场增加入境健康检查。截至1月21日，CDC和国土安全部已经在美国三大机场筛选了1200多名乘客。
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对公共卫生的影响不是很可能---而是已经超出了受影响国国界。
世卫组织会议结束仅1天，截至美东时间1月24日晚，世界上共有7个国家已经发现确诊病例，分别是泰国3例、日本1例、韩国1例、美国2例（另有63疑似病例）、越南2例、新加坡1例，法国2例。此外，英国、美国、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已经出现疑似病例。
在武汉宣布封城之后，不断传出防护资源和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现象，感染者数量和传播速度远非官方报道所言。
武汉内生活的，不仅是武汉人，还有来自全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包括美国、法国、英国和韩国驻武汉的领事馆。经过几天磋商，美国已定于1月26日包机将在武汉的公民、外交官及家属接回美国。美国在武汉的公民大约有1000人。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也有类似计划，准备把在武汉的公民转移出武汉。
有记者报道，在武汉23日当地时间凌晨2点宣布早上10点钟封城的8个小时内，有大约30万人逃离武汉。
1月26日，武汉市长周先旺表示，因为春节和疫情影响，目前有500万人离开武汉，900万人留在城里。也就是说，在封城之前，就有大约470万人离开武汉，而且不包括游客。大部分应该是大学生和在武汉工作回老家过年或外出探亲访友和旅游的人。
这500万人，有多少人携带新型冠状病毒？他们到了哪里？有多少到了中国境外其他国家和地区？
截至北京时间1月28日凌晨3点，中国境内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882例，死亡82例，疫情遍及西藏之外的所有地区。世界上已经14个国家确诊47例，其中前三位泰国8例，美国5例，澳大利亚5例，更多疑似病例还在检测排查中。亚洲、欧洲、澳洲、美洲都已出现。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在中国境外发生了人际传播”。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出现人际传播在中国早在1月20日被钟南山明确证实。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际传播病例已经出现在中国境外。1月20日美国确诊的首例新型冠状肺炎去过武汉，但是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当日，美国把旅行警告从一级改为二级，警示有人传人危险。
在中国境外被确诊的这些武汉肺炎患者目前还没有出现将将病毒传给其他人的迹象，这不是因为他们携带的病毒不会人传人，只是或许因为所在地和他们本人防范意识较强，得到及时隔离和恰当医治，也或许因为时间还不到，还在潜伏期。
武汉肺炎疫情不止是武汉的疫情，也不止是中国的疫情，已经并加速成为世界的疫情。
III 宣布为国际卫生突发事件之利弊
对于法国记者问“不宣布国际卫生突发事件是不是有政府方面的考量”，突发事件委员会说没有能力做出这个层面的回答。
我们也不去猜测是否中国政府对世卫组织施加了压力，或者世卫组织害怕触怒中国政府。我们只是客观看一下宣布为国际卫生突发事件的利弊。
《华盛顿邮报》分析认为，经验表明，“国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是一把双刃剑，世界卫生组织不会轻易宣布。
一旦宣布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这一“标签”可能会引起邻国恐慌，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关闭与处于疫情中心的国家的旅游或贸易，这在实际效果上相当于经济制裁，会对疫情波及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带来负面影响。此外，为减轻国际社会的恐慌，避免造成经济损失，疫情爆发国有可能眼满疫情的真实情况，对于疫情的全球应对非常不利。
但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利于世卫组织总干事进行国际协调，尽可能减轻疫情爆发国的经济损失。根据条例，世卫组织总干事有权力向疫情爆发国之外的国家发布建议，例如敦促这些国家不要在疫情爆发时关闭边界，不要对疫情爆发国实施旅行和贸易限制。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有利于出现疫情的国家获得外部帮助，例如筹集外界援助资金和物资等。
IV 结语
无论有无政治考量，世界卫生组织不宣布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卫生突发事件是一个主要基于中国官方虚假信息之上的错误决定。
每天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在急速增长，虽然依然可能还有大量数字未被记入。
世卫组织23日做决定的时候，557例确诊，17例死亡。28日，仅仅5天，中国境内已经2882例确诊，82例死亡，国际社会有14个国家47例确诊。
疫情已经开始引发其他国家的紧张与恐慌，有的国家如美国已经在撤侨，有的国家如蒙古已经关闭与中国相邻公路边界。
即便在中国国内，除了湖北16个城市宣布封城，很多省市包括北京在内宣布停运湖北客运，其他疫区视情况而定。
中国多地基本防护物资都出现断货。
但禁声、删帖和抓捕散布“谣言者”还在继续。
疫区内恐慌情绪在弥漫。
仅靠中国一国之力，加上缺乏科学、专业的防疫机制以及惯性的威权统治方式，如果没有专业的外援防疫队伍和国际医疗资源介入救助，中国不知道还要有多少人枉死，而世界，也会因疫情的持续扩撒不得安宁。
此时，中国也更需要世卫组织协调与国际上的合作，无论防疫还是经济。
世界卫生组织在做出“不宣布”这个艰难决定时曾反复提到信息不足。
如今更多信息已经披露出来。
世卫组织突发委员会的声明中曾提到，委员会随时准备在大约10天内再次举行会议，如果总干事认为有必要，也可以提前举行。
世卫组织，到了该慎重、多方考虑重做决定的时候了。
不要再偏听偏信。
否则，这个在虚假信息之上的错误决定将成为武汉肺炎的死亡帮凶。
而中国，也必须回归真实，建立科学、专业并独立的防疫机制。
放弃防疫中的维稳思维。维稳思维不会遏制疫情，只会加重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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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Dorit
